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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非典型滞胀对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形成了挑战。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此前在分析央行货币政策时曾表示,各国央行根据本国实际情况来确定通胀目标,从1%到4%可能都是合理选择区间。这一表述暗含了中国央行对未来通胀的目标区间设定,“通胀阈值”的上限目标可能是4%。现在的通胀已超过4%,但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又要求继续放松货币政策。未来如何平衡宏观政策?对央行和国务院都是个棘手的问题。

颜昌武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杨华杰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痕迹管理有着丰富的理论渊源和深厚的实践依托。从理论渊源上讲,痕迹管理发轫于理性官僚制的档案管理原则和国家视角的简单化逻辑,前者为痕迹管理提供了必要性,后者阐明了痕迹管理的可行性;从实践依托上讲,痕迹管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治理实践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国转型的必然产物。痕迹管理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异化绝非偶然。理性官僚制“本末倒置”的负功能、国家视角以显性痕迹替代复杂绩效的“狭窄化”和当前中国基层治理的权责错位,构成了痕迹管理向痕迹主义演化的三重逻辑。

李文红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局长

我们积极支持金融机构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提高运营效率、风险管控水平和金融可获得性,但与此同时,仍应尊重金融业务的内在风险规律,不能因采用线上模式而降低风险管控标准,确保业务长期稳健发展的可持续性。无论哪类机构、无论采用何种技术,只要从事同类金融业务,都应持牌经营,接受相应的市场准入和持续监管,遵循同等的业务规则和风险管理要求,以保持监管的一致性,维护公平竞争,防止监管套利,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赵佩佩

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规划师

胡庆钢

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吕冬敏

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

买静

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

得益于高度城镇化、非农化等基础条件,在前阶段美丽乡村建设和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下,目前杭州的乡村地域在经济、社会形态方面已发生较大改变。不过,由于发展条件、资源禀赋等差异,并非所有的乡村都有条件实现振兴。并且,由于杭州市域东西部的显著差异和圈层式都市布局特征,在推进乡村振兴方面需采取差异化措施,有针对性谋划不同类别、不同乡村地域的发展路径和管控措施:包括通过识别发展潜力进行分类引导和管控,加强乡村土地政策有效调控与供给,促进城乡统筹融合发展等。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对中国来说下一步能不能持续增长,取决于能不能创新。我们在一些总量的指标上赶超非常快,但是很多创新仍然是在低端,应用的创新比较多,基础研究比较少,这也反映了我们今天仍然是中等收入国家。我们也不能盲目想象可以全方位赶超美国和欧洲的科研能力,这也不现实。需要做的是在今天的科研水平基础上持续地往前推。

胡一帆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投资总监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2019年中国 GDP增长放缓至6.1%左右,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投资和净出口走软是主因。我们预期中国政府对2020年的GDP增长目标将设在“6%左右”,从2019年的“6%至6.5%”进一步下调。2020年实际增长率有可能放缓至5.7%,如果中美两国继续谈判,达成部分协议,则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更接近6%。

王泽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及“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实行扁平化管理,形成高效率组织体系。”对此,促进以“均等财权、对称事权、均衡支付”为核心的财政均富的“扁平化”管理至关重要。财政均富,是指国家或政府凭借公共权力,科学配置财政资源,调节收入分配差异,使民众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刘尚希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当前,我国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从追求高速度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涉及各领域和各个方面的改革创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高质量发展,同样需要不断创新。我国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从国外的PPP模式引进来,经过不断消化、吸收和创新,近年来得到了广泛运用。针对实践中的许多创新,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和提炼,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政社合作模式,完成从进口到出口,从引进、消化、吸收到输出,形成有国际影响力和引领力的标准体系。

张锋

上海行政学院上海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农村协商治理是一种基于过程、程序、合作、参与、认同为特征的新型乡村治理机制,具有农民利益的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的多维功能。针对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面临协商治理理念偏差,协商治理的主体结构不优、能力不强,协商治理的内容结构性失衡,协商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不高,协商治理与乡村治理制度的融合、衔接、联动不够等问题,要系统建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党建引领机制、多元参与机制、规范化保障机制、法治化支撑机制、衔接联动机制,更好地发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刘建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在一系列外部约束下对利用外资进行过积极的探索,积累了成败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利用外资规模快速增长,利用外资方式不断创新,引进和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从政策导向和投资流量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的历程可以分为规模导向阶段、效率导向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70年来,外资通过补缺与启动效应、增长拉动效应、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等机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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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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