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也许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是不想要短痛，这就是为什么推进结构改革非常难。不光中国如此，日本、美国、欧洲，甚至印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眼光、有魄力的领导人来做决策，宁可在短期内承受一定的痛苦，以换取更长期的可持续增长，也就是以短痛换长痛。不然的话，后果很难设想。 日本经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没有失业与破产，似乎是最为稳定的经济，直到系统性风险爆发。我们应该引以为鉴。
尹德挺
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硕导,研究领域:流动人口有序管理、老年人口健康、人口学量化方法
首都人口疏解应紧紧围绕“经济利益”、“服务需求”及“发展机会”三大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开展“四位一体”的人口疏解工作,其中,生产是主线,生活是辅线,生态是外围,生机是内核,而建立区域之间、部门之间特别的协调机构和特殊机制,则是实现首都人口分流的重要保障。
张耀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领域:区域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文化与区域发展,著有《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及预警实证研究》等
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第三个经济增长极，是我国北方地区促进国际交流和对外开放的门户，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区域之一，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韩庆祥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部主任,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人学、政治哲学
张健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教务处处长、教授
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中，特别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运用战略辩证法，来分析解决治国理政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深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
目前来看，政府的方案更多是倾向于通过并购来化解过剩产能，而不是让僵尸企业直接破产。这样考虑也许是希望能够平稳地实现化解过剩产能的过程，但是这个选择的潜在问题是，假如这部分产能真的是过剩的、多余的，那么最终的实质性结果无非就是让优质企业承担僵尸企业的债务和就业责任，而不是直接由投资者或者政府承担去过剩产能的财务责任。如果一些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确实很突出，也很难通过优质企业兼并僵尸企业来化解，操作不当的话，甚至可能还会拖垮优质企业。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期致力于村治研究,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中央允许改变现有的具体土地承包关系，既表明实践中存在强烈的改变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要求，又说明了中国农村土地实质上的集体所有性质。
胡雪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李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新机遇、新挑战，也面临诸多两难抉择，需要进行理性的分析研判，明确抉择的难点和要点，克难攻坚，在新常态下推进城镇化发展，并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陈天祥
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系教授
近年来，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公共治理之中，权利结构更加趋向于合理优化，这也是公民对权利结构的一种自我调整。
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协商民主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大意义。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决定了它在协商民主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角色。
杨燕绥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养老金与养老保障体系、医疗保险与公民健康保障等
进入老年社会需要倍加关注和发展代际经济学、老年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将其精髓纳入国家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制定综合发展规划，和谐代际利益关系，从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稳定。具体说来：一是要改善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和提高生产力，以科技推动经济。二是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和提高购买力，以消费拉动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