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确立了国企分类改革的原则。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表示，将根据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实施分类管理：一是公用类企业，二是保障类企业，三是商业类企业。其中，对商业类企业的改革，要放开竞争性业务，打破垄断。

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为新时期的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一些分析认为，需要修改现行《土地管理法》，以适应新时期的改革要求。但在我们看来，《土地管理法》承担不起改革的重任，建议出台《土地法》，在更高层级统筹土地改革。

三中全会之后，国内加税的迹象逐渐浮现。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三中全会要求对浮滥的招商税收优惠做通盘检查，下一步将会着手进行清理整顿，建立更公平的税收制度。这在客观上是另一种加税。

新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将于2014年元旦开始正式施行。新《办法》要求的消费金融公司设立门槛非常高，要求海内外的主要出资人总资产不低于600亿元，年营业收入不低于300亿元人民币。这种高门槛将令消费金融公司边缘化。

金融“国十条”后首家民营银行终于在4个多月后落地。11月21日，保龄宝公告称，银监会于11月20日批复，同意筹建山东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这是自1996年民生银行以后，17年间设立的第二家民营银行。

央行副行长胡晓炼在日前的一次论坛上表示，要防止一些类似于“僵尸”的企业、丧失了继续生存能力的企业，继续依靠银行输血的方式生存。在我们看来，这一表态切中时弊，而要治理僵尸企业，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起决定性作用。

三中全会后，出台房产税的风声很紧。但在我们看来，房地产税并不只是对保有的不动产每年征一次税那样简单，它既涉及到收取70年土地出让金的现行制度，也还关系到全民的保障问题。出台房地产税政策，在中国务必要慎重。

汇丰集团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为50.4%，不及预期的50.8%，也低于上月终值50.9%。不过，这一表现依然是7个月次高，且仍处于50%的荣枯分水岭上方，显示短期增长前景依然较为乐观。

中财办官员日前解读三中全会时表示，土地改革必须坚持的三个原则：一是守住底线的原则，二是问题导向，三是试点先行。值得注意的是，他表示，《决定》对承包地经营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及农村宅基地的表述是不一样的，意味着土地改革将分类推进。

中财办官员日前提出化解地方债的思路：一是完善地方税体系，二是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三是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四是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走的路子是“增量资产的货币化”，以银行信贷增长和政府债务增加为主要形式的信用扩张在加剧。但今后，地方政府普遍面临盘活城市资产的问题，一方面，要从做加法转向做减法；另一方面，还要不断找到新的经济增量。

十年的化解产能过剩几无成就，宏观调控与其介入市场供求关系不如退出充当裁判。如果推动产能扩张与治理产能过剩都是政府大包大揽，不仅会造成市场的大起大落，政府角色的错位也就难以避免。

即将过去的9月可谓是一个“地王”月，多地接连出现高溢价成交的地块。面对这样的形势，国土部日前主持召开座谈会，国土部副部长胡存智要求，供需紧张的一线城市要加大住宅用地供应，平抑地价，务必做到年内不再出“地王”。但在安邦（ANBOUND）看来，这种禁令恐怕很难奏效；即使管得住年内，也管不住未来。

千呼万唤始出来。9月27日，国务院终于印发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并向全社会公布。从总体方案看，这次以三年为限（这也是自贸区所获法律豁免的年限）的改革试点，比过去的特区改革有更强的谨慎尝试的特色。尤其是对于市场寄予厚望的金融改革突破，市场应该低调预期为好。

在各地争相申请设立自贸区的同时，地方争设保税区也正在成为热潮。近日，中国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贵阳综合保税区。根据批复，贵阳综合保税区位于该市白云区都拉乡，规划面积为3.01平方公里，享受保税区相关的税收和外汇管理政策。安邦（ANBOUND）认为，与申请设立自贸区相比，一些地区申请保税区的可行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