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大规模刺激措施并没有出台。宏观调控部门的政策思路已经发生转变，不会出台全面放松政策，定向宽松将成为常态，市场化改革将更受重视。如果这些措施都能切实做到位，将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短期内将很难见效。

国家统计局最近发表全新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改变侧重经济增长，转向注重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据了解，新的指标体系从经济稳定、经济安全、结构优化、产业升级、质量效益、创新驱动、资源环境、民生改善等八方面，选取40多个核心综合指标。经济增速具有反映经济稳定作用，仍作为一个综合指标被存留下来，但已并非唯一指标。

近日，国家能源局在四川成都召开部分水电基地弃水及水电消纳专项监管驻点四川工作启动会。据悉，此次专项监管的研究范围涉及地方电力规划与水电消纳，电力市场运行，电力交易市场秩序，电力调度等方面，还将调查制约水电消纳的突出问题，研究制定促进水电消纳的政策，建立相关工作机制。

9月汇丰制造业PMI初值小幅回升至50.5%，稍好于预期的50%。汇丰指出，中国制造业PMI整体仍指向温和扩张，房地产下滑仍是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下行风险因素。中国9月汇丰制造业PMI后，市场继续预期中国央行需要更多宽松货币政策。

近日，保监会向各人身保险公司发布通知，启动寿险公司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下称偿二代）的第二轮测试，要求在10月13日之前报送测试结果、数据模版及相关建议。按照保监会的规划，将争取在2014年底之前出台偿二代的全部技术标准。

余额宝这类互联网货币基金，和银行一定就是竞争关系吗？倒也未必。中信银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刘泽云表示，中信银行的托管业务得以快速发展，和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根据银行业协会统计数据，上半年中信银行托管规模增长1.3万亿，增量和增速行业第一。而这巨大增速的背后，很大程度是源自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的蓬勃发展。

全球碳计划组织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越了超越欧美的总和（中国占全球29%，美国15%，欧盟10%）。这一数据将中国搁到了一个更为严酷的国际“审判台”上。由于能耗将刚性增长，中国必将承受更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中国需要改变碳排放考核体系，以增量控制代替强度控制。是时候认真考虑这一问题了。

中国经济在经过二季度的“稳增长”后重归下行，中国政府对待经济增长放缓的阈值有所提升。消息人士称，中国高层领导人一致认为，年底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将是推进改革，并接受了经济增幅可能低于7.5%目标的现实。今年经济增长7.3%-7.4%是可以接受的，中国政府可能会下调2015年的增长目标。

国家“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启动，规划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表示，目前规划很乱，管用的规划太少，没用的规划太多，这次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已经明确规划体制要改革，要推进多规合一。在市县这个层面，以后一个市县有一张（总）规划图，然后一张规划图干100年。

中国房地产调控的方式面临改革。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表示，未来房价或涨或跌的波动将成为常态。今后的市场管理将以去行政化为主要方向，因地制宜。而未来政府干预主要是从规划方面，提高科学化水平，以及加快长效机制的建设。

新股发行由审核制转向注册制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改革。按照官方表述，今年底将推出注册制草案。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19日再次表示，对于注册制改革的相关情况，证监会领导此前已经做过相应介绍，预期是年底推出注册制草案，目前相关工作还都在正常进行中。不过，许多市场人士已对注册制年底推出不抱希望。

尽管政府努力控制信贷增长，不过，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近日发布的中国影子银行季度监测报告显示，中国的影子银行活动继续以高于名义GDP的增速快速增长。报告指出，来自房地产行业敞口的风险呈上升趋势，房地产和基建业当前在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全部信托贷款敞口的占比高达三分之一。

9月20日至21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澳大利亚凯恩斯举行。中国财长楼继伟在会上的表态耐人寻味。他表示，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将继续着眼于综合性目标，特别是保持就业增长和物价稳定，不会因为单个经济指标的变化而做大的政策调整。其对于“单个经济指标”的强调似乎表明，一旦主要经济指标全部转坏，大的政策调整仍有可能发生。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生态文明体制建设，多项改革正在研究和讨论中。在20日召开的莫干山会议上，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完整阐释了中央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框架。他表示，需要以产权、开发保护、使用和环保四方面制度建设生态文明，确立权责后应建立类似国资委的自然资源管理机构。

中国石油对外依赖程度过高，对国家能源安全构成挑战。从一些迹象看，这种依赖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很难降低。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14国外石油科技发展报告》显示，当前我国石油产量的70%仍来自老油田，老油田总体进入高采出程度、高含水的“双高”阶段，未来有可能面临减产。在需求端不大可能大幅削减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对外依存度的提高。

阿里巴巴成功赴美上市，对中国市场的最大启示不在于如何避免优质上市资源的流失，而是中国市场到底能够为新兴的创业企业做些什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越来越多的创业企业涌现，其中便可能包括未来的阿里巴巴。如何利用市场的力量为创业企业的发展护航，将成为中国经发展与改革最重要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