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台湾依靠“园区战略”创造经济奇迹；而现在，依靠产业政策驱动，才是打造“亚洲硅谷”的关键。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有两点是关键：一是资本市场和大企业的作用。产业政策必须要能够激励收购活动，要让尽可能多的科技创新活动和科技企业为大型企业集团所用。二是产业政策必须围绕人才，人是核心，而不是建筑。
如何创新制度来管理城市街道，既是问题也是挑战。城市的街道管理一定要严、细、狠、宽。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建议，北京以及其他一些重点城市，可以考虑建立街道代表制度，在城市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组织下发挥城市居民的作用，从更加客观的角度监督城市管理，参与街道管理，完善街道管理，这是未来制度创新领域的重点。
国务院金稳会日前成立，马凯任主任。其主要职责包括：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审议金融业改革发展重大规划；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重大事项，协调金融政策与相关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分析研判国际国内金融形势、指导地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等。
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拟将境内企业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的境外投资纳入管理框架，对一些敏感类项目实行监管，意在堵死各种规避监管的资本出海模式。假设2016年资本外流规模9000亿美元，按占比40%保守估计“内保外贷”资金规模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在强监管趋势下，内保外贷出海模式可能会成为历史。
2013-2016年国家发改委与地方价格主管部门累计开展成本监审项目近24000个，覆盖电力、天然气等垄断行业和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等20多个行业，核减不应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约8000亿元。可见，上述削减成本的成果惊人，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过去准入限制的负面作用有多大！人为对企业增加了不少成本，给社会经济体系造成了很高的成本。
判断中国央行是否会在今年12月跟随美联储加息要考虑如下因素：（1）中国央行今年货币政策操作的基调是“不松也不紧”。（2）不会采取大力度的货币政策。（3）全球资本过剩环境下，加息并非明智政策。（4）从国内需求看，一个稳定的利率环境利于中国经济转型改革。综合来看，加息考虑目前离中国央行的决策视野可能太远。
最近有开发商开始出售北京“地王”项目，华侨城的退出就是一例。在我们看来，北京的强监管导致项目成本不断被拉升，华侨城可能不是个案，以后还会有高价拿地的开发商陆续退出北京市场。原因在于，买了那么贵的“面粉”，而且明知道今后的“面包”不能涨价，退掉“面粉”的开发商可能继续出现。这是值得北京注意的信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向国际竹藤组织致贺信，肯定其20年来为加快全球竹藤资源开发、促进竹藤产区脱贫减困、繁荣竹藤产品贸易、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这代表中国政府对乡土产业、绿色发展、扶贫脱困的支持。乡土产业是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一再提倡的重要概念。未来，符合绿色发展的乡土产业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政策支持。
中国的官员们还在考虑学习美国建基金小镇。殊不知，美国的基金小镇正在接近破产，基金大咖们纷纷想卖掉自己的房产，把公司迁走。安邦咨询认为，政府出面办基金小镇要谨慎，这极为必要。因为金融业的产业周期比制造业或是其他存在硬需求的产业要短的多。现代金融业的起落非常巨大，可能在很短时间里，已经完全物是人非。
有观点称中国居民存款比银行贷款高，故中国金融风险不高。不过，对中国的金融风险不能掉以轻心。2016年底，中国非金融部门负债达205万亿、为GDP的277%；其中居民债务占比约45%，政府债务占比约68%，企业债务占比为164%。居民存款是银行的负债，而且随时可以流走。如果守着一大堆负债，再出现大量坏账，难言金融风险低。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受到高度关注。安邦咨询认为，除开优越的基础背景优势，大湾区发展面临制度整合瓶颈。大湾区的政策制度等软环境被喻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独立货币”格局。未来大湾区战略发展的重中之重将是在9个城市、2个行政区之间打破行政区域规划与管理体制的藩篱，这也是最大的难点。
中国恒大日前发布公告，其间接附属公司恒大地产与6家战略投资者签订增资协议，引入第三轮投资共计600亿元人民币。恒大地产给予这些投资者的业绩承诺十分“惊艳”：2018年至2020年净利润分别为500亿、550亿、600亿，三年合计1650亿！值得怀疑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在历史性地放缓，恒大拿什么支撑未来三年地产利润持续增长？
对于“美国时代已结束”的观点，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美国还有四张大牌：一是地理因素，美国的地理环境安全。二是能源。页岩革命让美国成为能源出口国。三是贸易。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比美国对中国的更高，如果有纠纷，中国的损失更大。四是美元。在世界各国政府持有的外汇储备中，只有1.1%是人民币，而64%是美元。
十九大报告提到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不少地方为此积极争取。不过，地方政府看自由贸易港，基本上还是盯着特殊的优惠政策。安邦咨询认为，搞自由贸易港要超越优惠政策思维。中国离真正的自由贸易港还相差很远，尤其是在金融、外汇、投资和出入境管理等方面，这不是个别政策调整就能实现的，需要系统改革和开放与之配套。
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日前撰文称，2018年中国将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他强调，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内资还是外资，无论规模大小，均“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享有同等市场准入条件；涉及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要依法进行审查；市场准入负面列表应尽量简化；对新技术、新业态留下包容空间，不急于纳入清单管理。
中国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表示，金融科技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一方面，金融科技使得金融风险更加具有隐蔽性、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增加了金融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使金融业“脱媒风险”加大。因此，若其行为可能对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就应视为系统重要性机构而纳入到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管理。
